第十三章 劳改生涯第一站
判刑之后，他被留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尽管他对这种“不公正对待”
心里是不服的，不满的。他不“靠拢政府”，不打小报告，但是出于一个爱国知识
分子的追求和认真，他发明了简易计算尺，一次又一次地改革丈量木材的方法，不
但受到车间里犯人们的尊敬，也得到狱方的奖励。
一、生离死别，人间惨剧
宣判之后，池步洲等待接见家属、转送劳改大队。
他无端被打成“反革命”，成为他生平所最痛恨、最厌恶的“中统特务”，
而且不许不服，不许上诉，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只等最后
再见妻子儿女一面，交代了后事，就自我了断。
犯人接见亲属的日子终于公布了，池步洲按狱方规定，忐忑不安地给白须宾发
了一张明信片。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是朝不保夕的，
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能不能收到这封信。
洋人设计的提篮桥监狱，本来就有接见室，用两层铁丝网栅把房间一分为二，
把犯人和家属分隔在两边，只能面对面说话，不可能传递任何东西。这种接见室一
共有好几间，可以同时供二三十个犯人接见家属。当时犯人接见家属是不定期的，
一批走了一批来，“流水作业”，天天有人。解放以后什么都讲究“集体化”，连
犯人接见家属也集体化起来，而且一般都是在犯人定刑之后、“起解”之前才允许
见家属一次，见过之后，就劳燕分飞了。
“集体接见”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星期日，这是照顾上班的家属，省得为此请假；
地点则放在监狱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院子正中，横向放一排条桌，桌子两边各放有
一排条凳，这是“警戒线”，也是分隔牛郎、织女的“天河”，相当于规范接见室
的两层铁丝网。家属们凭接见通知和证件在大门外面登记，检查带来的衣物，然后
拿号等待，听候传呼，每一批可进五十家，每次只准许谈话五分钟。第一批家属进
门，在条凳上坐好，监狱大门关上锁好，这时候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五十名犯人，各
自寻找自己的亲属。在犯人的一方，每隔一两张桌子就有一名看守，负责监视犯人
的行动，监听犯人和家属都说些什么话。
犯人接见家属的场面是很难描写的，从语言、神态到表情、动作，真是瞬息万
变，各有千秋。有哭的，有喊的，有骂的，有叫的，也有面不改色谈笑自若的，更
有明明是用普通话或上海话交谈，监听的看守却居然听不懂人家在说些什么的。五
分钟一到，值班看守吹一声哨子，这时候的场面，可就更难描写了：隔着一张桌子，
有互相紧拉着手难分难解的，有把送来的东西推过去又推回来的，有捶胸顿足号啕
大哭的，有扬起手来打丈夫或儿子一个耳光扭头就走的，当然也有挥挥手、点点头、
嘴角挂着微笑把悲痛强压在肚子里面的。看守们强拉硬拽地把还在“交战”的双方
拆开，排队点名，验明正身确实无误送回监房之后，这才打开监狱大门，把这一批
家属放出去，换进第二批家属来。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全部家属都接见完毕为止。
池步洲坐在自己的牢房里，静听狱警拉长了声音呼喊犯人的代号，生怕听错了
一个号码，与妻子儿女失去了永别的机会。但是一上午眼看快要过去了，本监房、
左右监房的犯人们大都抱着衣物、挂着眼泪回监了，却始终听不见传呼他的声音。
是没有接到信？还是遭到不测了？尽管他依旧端坐，貌似平静，实际上心潮澎湃，
难以遏止。
上午的接见终于结束。下午是专门留给外地和远郊区的家属接见的。池步洲的
家在福禄街五十六号，与提篮桥监狱同在杨浦区，两处相距并不太远，过了十二点
钟还不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池步洲思绪万千，悲痛欲绝。
下午一点钟以后，外地和远郊区的家属赶到。第一因为人数少了，第二也好让
他们早点儿回家，因此基本上是随到随见，十个二十个是一拨儿，七个八个也算一
拨儿。人少了，时间也不抠得那么紧，生离死别，多给个一分半分钟，也算积德，
“衙门里面好修行”嘛。
将近下午四点钟，外地和远郊区来的家属基本上都接见完了。四点钟以后，
“集体接见”即将结束。现场需要清理，狱警们辛苦一天，也该休息了。就在池步
洲万念俱灰，认为妻子儿女不会再来的当口，狱卒高声喊叫2444号，接着铁门“咣
啷”打开，奇迹居然在这时候出现：通知接见，而且催得特急，再不去，就要清理
现场了。
池步洲几乎是一路小跑跟着狱警下楼的。到了接见大院儿，供接见用的条桌和
条凳已经搬走了一大半，只剩下正在哭天抹泪的犯人和家属，整个接见现场，一共
只有三四家。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妇女和四个孩子，瞪大了眼睛，正在等候
着她们的亲人。──这就是贤妻良母白须宾和她的两子两女。十个月不见，她们苍
老了，消瘦了，憔悴了，完全变了样子了，却似乎都成熟多了。眼看着丈夫和爸爸
向她们走去，她们怎么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正在纳闷儿，突然间恍然大悟：她们在
外面，尚且朱颜改枯容，自己是“两世为人”的人了，何况几个月不洗澡理发刮胡
子，当然已经面目全非，难怪她们见他走去竟会视而不见！她们在等待的，是脑海
中的那个池步洲。那个池步洲，世界上已经没有了！
直到池步洲走到她们面前，在一张条凳上坐下，开口喊“英子”的时候，白须
宾方才惊奇地认出了眼前这个脱了形的人居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没有叫喊，
没有哭泣，更没有久别重逢的欢笑，她只是张大了眼睛，死死地注视着丈夫的脸：
他不相信面前这个苍老的、羸弱的、近乎皮包着骨头的人会是自己那么熟悉、那么
想念、本来是那么健康开朗的池步洲！
四个孩子，次子国雄是一九四○年冬在重庆出生的，才十一岁零几个月，下面
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四岁，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多点儿。他们先是和妈妈一样，
惊奇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那个“陌生人”，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与此人有关的信息，
直到听见这个人喊了一声“英子”，方才得出此人就是爸爸的结论。这声音，他们
以前天天听，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永远也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国雄先喊了一
声“爸爸”，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却咬住了嘴唇，没有哭出声儿。这一定是临
来之前妈妈再三交代过的，坚强的孩子，终于禁住了这一残酷的考验；七岁的瑞霞，
到底是女孩子，感情脆弱一些，跟着哥哥喊了一声“爸爸”之后，隔着桌子就扑了
过去，紧紧地拉住爸爸的手，怎么也不肯放开；还只有四岁的二女儿，见姐姐抓住
了爸爸的手，不肯吃亏，脑子一转，发挥她个子小身子灵活的优势，立刻从桌子底
下钻了过去，抱住了爸爸的腿就想往上爬……
我离开上海法院以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幸在劳改单位呆过二十多年，经
常参与接见场面的安排，也曾经站在接见与被接见者旁边充任光荣的监听者这一角
色。激动人心的场面，感人肺腑的语言，催人泪下的叫喊，埋怨、责骂、忏悔、喊
冤……所有人类最精彩的表演我都看过，所有人类最精华的语言我都听过。我不是
个铁石心肠的人，遇见令人心酸的场面，我只能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但是在监
狱当狱警的，必须硬得起心肠，必须学会没有七情六欲，不懂得喜怒哀乐，不然就
吃不成这碗饭。所以当白须宾的大女儿从桌子上面趴过去，当小女儿从桌子底下钻
过去的时候，在一旁监视的狱卒，立刻大声吆喝：“回去，回去，不许超越警戒线！”
并动手把大女儿的手拉开，把小女儿的身子从桌子低下推出去。
小儿子芳雄还不会说话，见此场面，&127; “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扑向了妈妈的
怀抱。
池步洲忍无可忍，愤怒地抗议：“小孩子懂得什么，你吓唬他们干嘛！”
那狱警倒不计较池步洲的态度，只喊了一声：“有话快说，只有五分钟，一会
儿时间就到了。”说着，踱到了一边儿去，算是对刚才吓唬孩子的忏悔。
这五分钟的接见，要说的话很多很多，时间有限，只能拣那要紧的先说。
可是千言万语，从哪里说起呢？……
白须宾是第二天中午才知道池步洲确切的下落的。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池步
洲没有准时回家，有街坊带话回去，说是池步洲晚上参加经理室召开的一个小会，
要晚一点儿回来。全家人正在等他吃晚饭，他的电话打回来，说是晚饭已经在办公
室吃过了。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夜马路戒严，街上警车
呼啸，不知道要抓什么人。白须宾也和池步洲一样，既无知，又自负，总觉得自己
的丈夫是世界上最正直、最聪明、最爱国、最光明磊落、最无可指责的人，政府要
抓的当然是坏人，而“坏人”两个字与池步洲是绝对不沾边儿的。他下班不归，是
因为经理找他开会，他散会不归，是因为全市戒严，交通阻塞，回不来了。没有想
到的是，刚过了半夜，忽然有人敲门，白须宾还以为是丈夫回家来了，开门一看，
一帮人涌了进来，为首的是派出所民警，只说了一句“奉命搜查”，立即翻箱倒柜，
把认为可疑的东西，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包括池步洲的所有照片、各种证件、两
大箱从重庆辗转带在身边的日本密电……统统给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戒严令撤销以后，白须宾立即赶到人民银行储蓄部去询问。张经理
的答复是：池步洲确实被逮捕了，但这是公安系统的全市统一行动，原单位也不甚
了然，只知道人可能关在分局，不过只允许送被褥和日用品，不许探监，也不许通
信。她匆匆把物品送到分局，分局查了名单，说是没有池步洲这个人，叫她到提篮
桥监狱看看，案情重大的，一般都关在提篮桥。白须宾不敢怠慢，立刻又奔到提篮
桥，总算得到池步洲确实关在这里的消息。物品送进去以后，白须宾即到处去找人
帮忙。找了梁孝志，找了姚耐，也找了人民银行的最高领导军代表罗俊。但在那个
人命阽危的特殊环境下，一听说是“反革命”案件，人人害怕，谁都爱莫能助，别
说是朋友了，就是至亲骨肉，也无可奈何，不立即划清界线，断绝关系，还算是好
的呢！
倒是罗俊，一者是池步洲原单位的最高领导人，二者看在当年重庆掩护的情分
上，表示这事情人民银行组织上一定会关心过问。至于怎么个过问法，就语焉不详
了。
池步洲在福禄街的住房，虽然并不十分豪华，但也是法式洋房，颇有气派。池
步洲成为“反革命”，当然不可能再让反革命分子家属住这样漂亮的洋房。池步洲
前脚刚被抓走，行政部门后脚就来收房子。
这可难坏了白须宾。在上海租房子，是极为困难的，到哪里去找房子呢？即便
有房子租，也付不起房租哇！无可奈何，白须宾只得再去找罗俊。按说，已经宣布
被捕的职工，这些困难问题单位是可以不管的，总算罗俊没有忘记当年的“滴水之
恩”，在新华路红庄人民银行职工宿舍的三楼给白须宾一家安排了一套住房，虽然
并不宽敞，房租却很便宜。
池步洲的接见通知，寄到了福禄街原来的住址，总算新房客还不错，在通知上
贴了一张条子，转到了新华路。但是耽误了时间，直到今天午后方才送到了白须宾
手里。时间十分紧迫，除了按信上要求捡出几件旧衣服之外，她也来不及买什么东
西，何况信上写明不许送食物，所以她只把几个孩子找齐，就搭公共汽车赶来，所
幸总算在四点钟之前赶到了。
白须宾简略地说了半年多来家里的变故，又告诉池步洲说：新家的隔壁，是一
家姓孙的邻居，也是抗战以后从重庆“复员”回来的，解放前在中央银行送汇款，
如今仍是人民银行的职工。他们一家，对白须宾的遭遇颇具同情，不但不像别人那
样歧视她、排斥她，还处处关心她，帮助她。他有一女一儿，姐姐小名毛大，与瑞
霞一般大小，弟弟小名毛毛，比她姐姐小两岁。大人互相来往，四个小孩子很快也
成了好朋友，在苦难的岁月中，也算是得到了一丝人间的安慰。如今白须宾所祈望
的，就是丈夫早日无罪释放，平安出狱。那时候还没有法律顾问处，也没有律师，
军管会代行法院的职务，判决后也没有限十天内到何处上诉的字样。白须宾接到了
丈夫被判刑十二年的判决书，一气之下，当时就到军管会去质问：“我男人判决书
上的罪行一条也没有，为什么要判他十二年徒刑？”答复竟是：“就算判决书上的
罪行他一条都没有，凭他是个少将，判他十二年也不冤枉！”……
听完了妻子的诉说，池步洲无法克制自己了。酝酿了许久方才打好的一篇腹稿，
这时候竟忘记得一干二净。其实，即便他没忘记，也用不上了。他能对妻子说：
“这是你我的最后一面，你走了以后，我就准备自我了断，”从此把抚育子女的责
任，都推给这个来自番邦外国、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弱女子吗？不，不能。尽管现实
就是这样残忍，但他却不能这样做。
时间就要到了，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池步洲只能简单地告诉她：自己无端被判
刑十二年，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不能给家里任何帮助。四个子女，只能靠她抚
育，靠她纤弱的肩膀来挑起这副家庭重担了。十二年，四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呀，
在监狱外面，比在监狱里面的更难熬，更难过。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将辞别人世的
决心。事实上也许此时此刻他就已经觉悟到自己的决定有多么幼稚，有多么荒唐了。
他觉得自己无颜再见这个世上少有的女子，当接见时间已到的哨声响起，狱警几乎
是连推带搡地把他带走的时候，他跟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很快就要到
劳改队去，到哪里还不知道。你只要照顾好几个孩子就行了。我的下落，我的生死，
你都不要多想了。”
二、滴水之恩，今日相报
接见以后的第二天下午，狱警突然来传呼池步洲，也不说什么事，只叫他跟着
走。
到达的地方是一个布置得很简单的房间，只有一张大桌子，两张长靠背椅。一
个穿呢子干部服的人已经在一张椅子上坐着。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罗俊。
罗俊到底是大干部。尽管池步洲被捕以后在审讯期间他无法来见面，宣判定案
转监以后，他就有办法通过与狱方领导的私人关系进来看他了。消息可能是白须宾
接见回去以后跑去告诉他的；也可能是定案以后军管会把判决书寄到了犯人的原单
位。究竟是哪一条渠道传递的消息，池步洲没问，他也没说。他只是告诉池步洲：
他确实曾经通知人事部门以原单位组织上的名义到公安局去查询过池步洲的案情和
处理结果，但是公安局答复得很干脆：镇反运动中逮捕的人，统一由军管会镇反办
公室处理，原单位只要除名就可以，不必过问。当然，如果他能够亲自出马，通过
更高的层次，当然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他与池步洲的交情没有那么深，共产党的
干部，特别是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怕的也是“旧关系”扯不清。解放前后，
都有不少地下工作者为了“说不清楚”而进了牢房的。因此，罗俊既不敢也犯不着
来“强出头”。今天得知池步洲的下落，能立即赶来探监，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
很不简单了。
罗俊对于池步洲的历史，知道一些，但不是那么详细。听说池步洲已经判处有
期徒刑十二年，他当然不会去找军管会要求复查，只是冠冕堂皇地说两句鼓励的话，
希望他彻底放下包袱，争取提前释放；同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力帮助。
池步洲颇有自知之明，懂得在“四·二七大逮捕”的特殊环境下，不是“个别
问题个别处理”的日子，像他这种牵涉到“中统特务”的案件，要争取提前释放，
谈何容易！至于困难嘛，已经麻烦人家，领了人家“额外照顾”的情了，还有什么
理由要人家再照顾呢？所以也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知道这个地
方进来容易出去难，特别是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我也不提无理要求，难为你去做那
做不到的事情。要是你还念及昔日的情谊，请你把我放在办公室里的书全都搬来，
让我在监狱里也还有书可看，我就感激不尽，再没有别的奢望了。”
罗俊可能出于报恩之心，也可能是感到内疚，寻求补报，总之是果然动用了他
的力量，把池步洲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经过挑选送进了监狱。由狱方盖上了“经审查
准予阅读”的大红印章，交给了池步洲。
池步洲进了牢房之后居然得到“特殊恩宠”准许他看书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
罗俊的力量，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脾气古怪，不顺着他点儿，他什么话也不
说。在政府的眼睛里，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又认识不少中统、军统里面的头头
脑脑儿，正想拿他当“活字典”，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绝密材料”。在这种事情
面前，共产党有时候也会适当让步的，何况他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绝不会是“反动
书籍”或“秘密联络图”，再说，狱卒们不认识的字，人民银行里可不乏高人，送
出之前，当然是早就检查过了的。
这时候“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没有宣布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进行得如火如荼，
到处大张旗鼓地反贪污浪费、反行贿受贿，监狱里关进了一批“大老虎”，再次人
满为患，犯人们每天只许盘腿坐着反省自己的问题，不许交头接耳，更不许看书。
只有这个已经结案了的犯人池步洲，算是唯一的例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看书，
而且是外文书。
三、监内需要，监内消化
法制健全的国家，未决犯和已决犯是有分别的。未决犯一般关押在看守所，又
分嫌疑犯和非嫌疑犯两类。嫌疑犯属于传讯性质，扣押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非嫌疑犯指的是证据确凿、无须甄别、已经宣布逮捕但还没有判定刑期的犯人。看
守所属于法院系统。一经判刑，成为已决犯，犯人就移交给监狱。监狱是执行机关，
与法院是两个系统。
上海解放之初，还没有法院。法院是在三反五反结束以后在“三五反工人法庭”
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池步洲从被捕到判刑，都由军管会处理。当时没有看守所的
机构，未决犯不是关在分局拘留所，就是关在监狱里，但狱方对这些未决犯没有支
配权。一旦定了刑期，犯人就交给了监狱。当时的监狱归公安局劳改处管辖，对内
称“第一劳改大队”。与监狱并行的，还有许多劳改单位，或在郊区、或在外县、
或在外省，对外或许称为某某工厂、某某农场，对内则一律编为“第×劳改大队”。
这些劳改单位的犯人，名义上都由劳改工作处分配，实际上都由监狱输送。特别是
上海，监狱长就是劳改处副处长。现在劳改处已经改为劳改局，提篮桥监狱的大门
口，挂着两块牌子，右边一块是“上海市劳改局”；左面一块是“上海市监狱”，
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码子事儿。
分配犯人的原则，第一是“对口”，例如学工业的分配到工厂，学农业的分配
到农场；第二是根据刑期，例如五年以内的一般都分在近郊或邻县，如崇明县或大
丰县的劳改农场；五年以上的，分到苏北的一些劳改农场，或到安徽去修淮河；判
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缓期执行的，为防他们铤而走险，一般都放在难于逃跑的地方例
如劳改工厂或青海、新疆等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后还有一条：既然犯人的去向都由
监狱分配，监狱内部的工厂，必然挑选自己最需要的犯人，或膀大腰圆的，身大力
不亏；或有一技之长，可以对生产有所改进。不说这是“本位主义”，至少也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池步洲被判刑以后，档案移交到了监狱。狱方见他是日本留学生，学的又是电
气工程和经济，就把他作为人才留下自用了。这一来，对池步洲来说，倒是“得沐
恩泽”矣。
提篮桥监狱解放前即设有一座板箱厂，供犯人劳动。当时是“有偿劳动”，犯
人在押期间，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劳动，按劳取酬，收入归己；同时也可学得一技之
长，以便出狱之后可以自立。这座板箱厂规模并不大，只有几台锯木机，实际上只
是个锯板厂，拢共不过一百多人。但是劳动强度比较大，要把相当粗大的木头锯成
木板，按一定规格打成捆，运到外面工厂去钉成箱子。所有的工序，从搬运到上机
锯板，都需要强劳动力，文弱书生是根本干不了这一行的。
池步洲在监狱十个月，从老犯人和送饭的刑事犯口中，早已经知道犯人判刑以
后的去向。没有想到的是：接见之后没几天，狱卒挨着监房喊号，凡是喊到的，立
刻收拾行李，被带到一座大楼前面集合。池步洲也在被喊之列。他知道，转监的日
子，终于来到了。
这一拨犯人，人数不多，但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池步洲这样文质彬彬的，
好像不多。楼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个穿人民装的人。他们头发光滑，面颊红润，与
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囚犯们显然有人鬼之别。先由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讲话，
语气缓和，略带笑意，跟牢房里面见惯了的狱卒们的脸色大不一样，大意说：你们
都是有罪的人，现在政府宽大处理，给予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都到本
监的板箱厂。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政府的照顾，好好儿劳动，改过自新，自会有光明
的出路。接着指指旁边那个人：这就是板箱厂的王管理员，你们这一批人，怎么干
活儿，以后都由他安排。说完，就走了。
下面就由王管理员讲话。他身材中等，面目和善，嘴巴略大，声音洪亮，讲话
不带“干部腔”。后来才知道他是监狱板箱厂的留用人员。他介绍了板箱厂的设备、
任务、规章制度、作息时间等等，并说怎么干活儿，有“老师傅”带领指导，很快
就可以学会，不要担心。不过锯板机的操作危险性很大，稍不注意，就要负伤，希
望大家千万注意。随即点名──当然是喊号码，并宣布今天不进车间，主要是安排
住宿，大家把铺盖行李搬进新监房去，每间监房门口都已经写明了各人的号码。
已决犯和未决犯的待遇就是不同：第一，监房每两人一间，比较大的三人一间；
第二，吃饭不定量，吃多少各人自定，不许浪费，菜蔬也比较丰富；第三，可以理
发、洗澡，当然是剃光头，澡堂子里也跟煮饺子差不多。不过就此三项，就足够让
未决犯们眼红的了。
第二天，王管理员把大家集合起来，点名后分配工作，指定工种，分别由老师
傅带进锯木车间开始上岗。车间就在监房的底层，上下班根本用不着走出楼外一步。
所有的人一个个地都走了，场上只剩下池步洲一个，最后王管理员指着他说：“2444
号，你跟我来！”
池步洲不知道要让他干什么，跟着王管理员走。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昨
天先讲话的那个干部，估计不是厂长就是车间主任，只听他说：“你是留学生，有
知识。现在派你到车间去当统计员，另外再给你配两名助手。你要好好儿干。”
谈话结束，王管理员把他带进锯木车间，指着靠窗的一张大四方桌说：“你就
坐在这里工作。”
这一突如其来的分配，不但池步洲本人感到意外，连所有的犯人都向他投来羡
慕的目光。他被留在监狱板箱厂里劳动，正为自己身弱力薄不知能干什么而犯愁呢，
如今叫他依旧耍笔杆子，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感到幸运，也不害怕了。
事后得知，监狱板箱厂的进料数和出板数，一直来是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
最近狱方计划扩大锯木和制箱业务，决心建立并加强统计、会计、核算制度，以便
得知成本、收益、损耗、盈亏等等数字，随时接受上级审查。
配给池步洲的两个助手，一个姓王的管会计，一个姓陈的管庶务。姓陈的个子
矮小，嘴尖面白，交通大学毕业，是个判刑十五年的反革命犯，能说会道，一副精
明相；姓王的个子高大，不善言词，是个只判两年徒刑的刑事犯，看上去还忠厚。
监狱板箱厂的一百多个犯人中，池步洲一个也不认识，竟没有一个是同过监房
的。他们大都在上海有家室，年龄以二三十岁的居多，刑期大都在十年上下，有少
数几个死缓，文化程度以中小学为多，像池步洲这样的留学生和姓陈的大学生，全
厂不过这一两个。判刑以前的职业，则党、政、军、工、商、学、地痞、流氓、赌
棍儿、“白相人”……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济济一堂，可以说
是集社会各阶层之大成了。
四、初进车间，立功得奖
锯木车间的任务，是把一根根粗大的松木从外面的贮木场上扛进来，装进锯木
机，对准位置，开动机器，用人力推动原木，通过电动的带锯，切成木板。操作过
程是：先削去边皮，按规定的厚度开出一块块原板，直到另一边皮为止。然后再把
开出来的长板条削去两边的边皮，锯成整齐的长板，再按规定长度切成一块块箱板，
运到钉箱车间去，按客户要求钉成各种规格的包装用箱。
所有以上活茬儿，没有一项不是要用大力气的。不说木材、木板运进运出了，
就是负责清扫木屑的杂工，也是一会儿不得闲。机器一开动起来，人跟着机器转，
流水作业，不容间断，实际上是“流汗作业”，个个都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
到休息时间，谁敢松懈一下？
尽管车间里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是犯人们大都愿意进车间劳动，不愿意被关
在沙丁鱼罐头式的牢房里面壁思过，窒息五官四肢，何况一进车间，吃饭就不定量，
而饥饿的刑罚，则是比任何酷刑都难以忍受的！
一根原木买进来，去皮锯板以后能出多少平方米的木板，牵涉到成本核算、利
润盈亏、节约浪费等等许多问题。操作人员如果粗心或故意，就会使边皮削去过多
或出板厚薄不匀，造成废品。因此，如何估算一根原木的体积及成品率，并以此来
计算每天原木的总体积与总出板量，是十分重要的。
计算原木的体积，由一位老师傅负责。他是英租界时代的老工人，确实够得上
“老师傅”的资格了。原木一进厂，他就带着皮尺一根根丈量：先量底部圆截面面
积，再量长度，最后量顶部圆截面面积，算出体积，用粉笔做上记号，并记入小本
本儿。
老师傅的这种计算方法，当然是从他的师傅那里继承下来的。方法当然不会错，
但是比较粗糙，得出的数字并不十分准确。每天进车间的原木总体积与开出的木板
总体积之间，差距相当大。
关于这个问题，王管理员已经伤了好几年脑筋，一直解决不了。有一天，王管
理员问计于池步洲，池步洲考虑了一下说：关于圆锥体体积的计算方法，数学上有
公式，老师傅所用的计算方法并不错，之所以有出入，是因为自然生长的木头不可
能像几何图形那样整齐，它有弯曲，有凹凸不平，截面也不可能是正圆形的，必须
在计算的时候作适当修正。王管理员问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更加正确的估算原木的公
式。池步洲表示可以试试。
对于精研高等数学的池步洲来说，这样一个课题，当然不会太难。他想起微积
分学上无穷极限值的计算原理，把一根原木设想为无数畸形圆盘由大到小所叠成的
柱子，排列成一个无穷多项式，然后通过积分学原理求其极限总值。理论上好解释，
关键在于实地试验。经过几天实地度量原木和出板量的检测修正，一种比较接近正
确数的估算原木公式终于拿了出来。从此，板箱厂改用新方法估算原木，准确率大
大提高了。
这是池步洲劳改以后的“初进监狱第一功”。
知识分子之可贵或曰可恶，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一个问题，总要寻根究
底，问个所以然，既不盲从，也不迷信。对科学问题如此，对政治问题亦然。这都
是招灾惹祸的根源。“地圆论者”不容于宗教，竟遭杀身之祸；而政治迫害，则弥
漫于整个人类历史记载，早就达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池步洲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
在他的身上，也有典型的这种知识分子特性。
从道理上说，他身遭冤狱，思想情绪十分低落，这是必然的。对待惩罚性的劳
改改造，似乎也应该磨洋工、泡刑期、至少不太积极才合乎规律。但是知识分子对
科学、对工作的“认真”，恰恰又把这种消极情绪给冲淡了。关于原木体积计算方
法的改正，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表现出来的。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鉴于每天统计，必须逐一把原木数据填入公式，然后一一
计算，在手续上仍感麻烦不便，于是又产生了把公式化为计算尺的念头。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试制，终于做出一根四五十厘米长的木质计算尺，由于缺乏
适当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样子似乎不太雅观，但计算起来，却方便多了。后来经过
改进，又复制了一根，从外观到精密度都有所改善和提高。──只是不知道池步洲
发明的这种计算尺，上海监狱板箱厂现在还在使用否。
池步洲试制计算尺，目的是为了自己工作便利，并不是出于什么“立功赎罪”
的动机。但是板箱厂把他两次改进计算方法的“先进事迹”报了上去，年终评比的
时候，居然得到了狱方的嘉奖。
在池步洲十二年的劳改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奖，也是他最后一次得奖。
五、车间庶务，告密专家
犯人们判刑定案以后，即正式进入“劳改”阶段。未决犯时期的坦白、交待、
检举、揭发等一套不再流行，表现的好坏，也以劳动的效果为标准了。
锯木车间里，由于噪音极大，劳动十分紧张，除了必要的“信息传递”不得不
大声呼喊之外，说闲话的工夫是根本就没有的。下班回到“号”里，劳累一天，只
想多歇一会儿，养精蓄锐，以便迎接明天的“战斗”，聊天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除了生产上的组长之外，监房里不再设立小组长，这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种解脱后的
轻松感。池步洲白天与陈、王二人围坐一桌，各有专责，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不得不
碰头外，基本上不说话，下班以后，各人进各人的监房，不再有任何来往。因此他
一有空闲时间，只知道看数学书。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大概是指人的学识才华而言。说到相
貌与人品的关系，中国人也有自己对生活长期观察的总结。一般认为：獐头鼠目、
鹰鼻子鹞眼的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一说法尽管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准确，却也有其
相当高的“命中率”。
锯木车间里管庶务的陈某人，就是个标准的鹰鼻子鹞眼。他两眼灵活，滴溜乱
转，讲话摇头晃脑，言过其实。池步洲与他相处没有几天，就产生了“斯人不可与
近也”的灵感，存有戒心。在车间里不与他多说话，就是这种戒心的具体体现。
事实证明这个家伙是个疯狂的“迫害狂”，是个特别会打小报告的“告密专家”。
每天，车间里谁发句牢骚，谁和谁吵了嘴，谁干活儿中间多喘了一口气，第二
天上班之前王管理员的讲话中必定都会提到。开头大家都以为那是生产组长干的，
但是两个生产组长都是大老粗，根本写不了汇报，再说，他们回到牢房，都累得躺
倒就睡，即便会写，也没有时间。有挨了批评的人找他质问，他不但指天发誓，矢
口否认，还祖宗奶奶地一通海骂。从现象看，也不像是他们汇报的。但是王管理员
的批评警告仍不时出现。究竟是谁打的小报告？怀疑的目光渐渐集中到坐办公桌的
三个人身上来了。
大家暗中观察：池步洲面向玻璃窗而坐，背对锯木机和人群，根本看不见发生
的任何事情；王会计呢，每天忙于打算盘、抄报表，连头也不抬，平时也从来不管
闲事；只有这个姓陈的，管的本来就是车间的杂事，平时目光四射，耳朵竖起，专
门注意车间里的一动一静，而且常常看他趴在桌子上写写写，于是多数人认定他是
个告密者，只是没有证据，无法肯定。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姓陈的正偷偷摸摸地向王管理员递条子，被一个犯人看见
了。在监狱里，犯人有事情要报告管理员，例如要写补充交待材料、要求家里送来
什么东西、对生产上或生活上有什么合理化建议，都可以正大光明地递报告，没有
必要藏藏掖掖的，他递的条子怕别人看见，必定心中有鬼。于是一个传一个，辗转
相告，车间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了。
这种怀疑，终于被狱方自己所证实。
按照政策，犯人中每月、每季、每年都要进行“评比”活动，通过开会评出生
产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分别授予“劳改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等等称号，给
予大会表扬、记功、减刑、提前释放的奖励。一个人的劳动表现，不但人人共见，
还有统计数字，又是经过群众讨论产生的，因此基本上心明眼亮，大家没有什么意
见。奇怪的是：每次评比，谁也没有提出陈某人的名字，而得奖的名单中，却又几
乎次次都有他。在“奖惩大会”上，领导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先进事迹中，他的事迹
则是“靠拢政府，协助政府工作”。这一来，等于当众宣布：打小报告的，就是此
人！
可惜的是，他这样积极，所得的奖励，总是最低的“大会表扬”，他的十五年
刑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个月！
六、重刑之下，必有懦夫
锯木车间里的犯人，大都是反革命犯，刑期以十年上下的为最多，其次是无期
徒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的，只是极少数，两三年的刑事犯，也
是极少数。
人总是怕死的。临刑不惧，是因为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倒不如强
打精神，愣充好汉，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不但给自己壮壮胆，也好让观
看行刑的人最后给自己一次夸奖。“死缓两年”，是新中国的发明之一。多年执行
这一政策以后，现在的人大概都知道：只要判处死缓，一般说来是死不了的了。但
在建国初期，第一批被判处死缓两年的人，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用他们自己的话
来说，就叫做脑袋上悬着一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时时提心吊胆，日子很
不好过。有的人甚至说：还不如判一个“斩立决”，一枪打死的痛快。
车间里有一个死缓犯人，高高的个子，略瘦的面庞上总是挂着微笑，待人和气，
不知道因为什么判的死缓。他多次受奖，都是凭他的积极劳动赢得，并不是靠打小
报告得来。大家对他的干活儿特别卖力都表示同情，谁也不希望他缓期期满以后走
上刑场。
但是他自己却总是念念不忘“死缓”二字，生怕到期处决。大家都注意到，他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不自然了。一把屠刀就在脑袋上晃动，而且越来越近，试问谁
能熟视无睹，谁能无动于衷？
他是操作锯板机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的他，一天忽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
锯板机停车了，他本人的手指头也被削去一块，经狱医包扎后，还不肯休息，依旧
进车间指挥调动。
事故发生后，王管理员调查了原因，是他自己按错了电钮。找他谈话，他自己
承认出事故的那一天，正是他死缓到期的前一天。他怕第二天拉出去枪毙，头一夜
整夜没有合眼，以致白天上班精神恍惚，摁错了一个电钮。
王管理员倒是挺通情达理的，没有批评他，反而叫他放心，刑期的事情，领导
上已经有了安排。果然，到了第二天，狱方正式通知他：鉴于他缓刑期间，表现良
好，有悔改表现，将死缓改为无期徒刑。大家听说以后，都替他松了一口气。
一连好几天，大家都见他手上包着绷带，在车间里来回走动，有说有笑，脸上
的阴暗为之一扫。出于保住了一条命的感恩心情，劳动更加积极了。
七、囚徒表现，形形色色
一个犯人，从被捕到判刑，是心情最紧张的日子。有罪无罪，刑期长短，送到
何处，一切都是未知数。加上那一段时间，关在牢房里，不许走动，不许说话，只
许面壁思过，审判员三天两头来提审，天天听的是坦白交代、揭发检举，脑子里考
虑的只是承认还是否认，生活的单调、枯燥，思想的沉重、苦闷，可以想见。
一旦判刑定案，未决犯成了已决犯，到了劳改单位，活动的场所扩大了，空闲
的时间加多了，思想顾虑减少了，监规约束放松了，不管案子冤枉不冤枉，脑子里
考虑的，只是如何度过刑期，希望的，只是到一个生活条件好一些、劳动强度轻一
些的地方去，幻想的，则是劳改释放以后，如何度过余生，或如何东山再起。
出于各种各样的思想基础和动机，劳改犯人在监狱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形
形色色的。
第一种人是“学习派”，他们或对前途仍抱有幻想和希望，或不愿参与犯人之
间的矛盾与摩擦，于是就一头钻进书本里。池步洲也可以算是这一类中人。更多的
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年纪比较轻，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学点儿外语或基础理论
知识，以加强出狱之后的生存能力。当时提倡“一面倒”，什么都是苏联的好，什
么都是俄国人发明的，包括电灯和蒸汽机在内，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要学习，
首先得学语言文字。当时连中学里的英语课都改成俄语了，群众中更是学俄语成风，
因此青年犯人中自学俄语的相当不少。
第二种人是“消遣派”，他们人到中年，文化本来就不高，并不打算在服刑期
间再学习什么东西，只希望平安度过刑期。为了打发下班以后的时间，就三三两两
聚在一起聊闲天儿，谈经历，讲故事。犯人中有的人口才很好，讲起故事来，不比
职业的说书人逊色。有的人能把整本的说部如《三国》、《水浒》、《西游》之类
演绎开讲，有的人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编现说。真是有声有色，各有千秋。
第三种人是“江湖派”，他们自称会算命看相，工余假日，闲来无事，就聚集
一帮人来说三道四，信口开河。或根据掌纹，能判断你哪年走红运，哪年走背字儿；
或根据面相，鼻子圆的人忠厚，倒挂眉毛的人奸诈；或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哪年官
运亨通，何时流年不利，何时灾星高照，致有牢狱之灾，等等。说者天花乱坠，听
者半信半疑，其实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消除空虚而已。不然，他自己怎么不看看流
年，不躲躲灾星，竟也折进监狱里来了？
第四种人是“悲观派”，实际上这是犯人的全部，是犯人思想的主流，谁也摆
脱不了，躲避不开，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不管是哪一个派，犯人中绝不会出现
“乐天派”。尽管有些人下了班在监房里也哼几句京戏，唱两段小调儿，那也无非
是“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多数犯人被判了刑以后，心情是极端地不平
静的。他们大都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支柱一倒，家庭经济就
濒临崩溃。想想自己的前途，想想家人的生活，怎么还“乐”得起来？有的犯人半
夜里说梦话，甚至号啕大哭，都是为了想家。池步洲入狱以后，脑子里想得最多的，
也是家人的安危与生活。这一派人，平时老是愁眉苦脸，一碰见不遂心的人和事，
脾气就特别大，吵嘴打架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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